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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哺乳动物都在玩些同性恋的游戏，当他们年幼的时候尤其如此。同性的小牛、小狗和猴子互相之间交配,全然不管对方的性别如何。我们已经看到,倭黑猩猩存在大量有意的同性恋行为，只不过倭黑猩猩对异性恋仍然保持着热情。我们人类是惟一这样做的物种:只有一小部分人仅仅与同性保持持久的性关系,此外一概不感兴趣。从生物学意义上看,这确实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难题。我们已经多次说过,生物进化依赖一种驱动力使个体成功地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而同性恋行为恰恰背道而驰。是不是这些人生理上与正常人不同,正像某些男子不能产生精子一样有某种生理障碍?是不是文化变迁造成的某种社会条件使得他们失去生育下一代的欲望?这种同性恋是不是一种精致的利他主义,就像没有生育能力的工蜂那样通过牺牲自己来促进他人的生育潜力?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都有同性恋行为,都强调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但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是你的所爱.只是对怎样称呼这种爱我难以开口

男性同性恋作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似乎只存在于人类身上，在现存的各种类型的社会里，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可以发现同性恋者。人们有时候把他们称为放荡不羁的同性恋者。这些人中既有王公贵族，也有街头乞丐;既有艺术大师，也有侵略者;既有士兵，也有间谍;既有心地善良的正人君子,也有残酷无情的恶棍歹徒。

当亚历山大大帝宠爱有加的赫法斯提翁将军患热病而死时这位君主几乎痛不欲生。他设计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纪念碑，让人从巴比伦城墙上运来石料，把纪念碑建造起来纪念他。

当人们希望狮心王理查与王后同床共枕的时候，他觉得着那简直是苦行僧式的生活。腓特烈大帝以事业成功和政治开明彪炳于世，但作为一国之君却有些郁郁寡欢:在他年轻的时候，由于难以违抗父亲的命令，他被迫亲眼目睹自己心爱的同性恋伙伴汉斯·冯·凯特被斩首示众。

伊拉斯谟是一个牧师的私生子，这位牧师是圣经批判主义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个同性恋者。克里斯多佛·马洛如果不是死于小酒馆里的吵闹殴斗，他的成就可能令莎士比亚相形见绌。他曾经一语双关地说:“并非所有被喜爱东西的都是烟草，并非所有受宠爱的男孩都是傻瓜”(All they that loved not tobacco andboys werefools)。列奥纳多·达芬奇在24岁时就因为和男孩性交而被关进监狱，在他即将死去的时候他把手稿留给了最亲密的男伙伴。米开朗基罗是一位饱受折磨的天才，也是列奥纳多的对手，在他的诗歌中这样歌颂男性的美丽:

我说的那种爱志向非常崇高

它令聪明而果敢的女子嫉妒得心焦，

它与男女之爱大不相同，而且两者很难协调，

前者升华到天堂，后者则堕落到尘世，

前者规制灵魂的升降，后者左右感觉的方向。

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对音乐的爱好如痴如醉，他说:“要不是因为有了音乐，我肯定会发疯的!”32岁的时候，他爱上了一个19岁的小伙子斯罗夫斯基，在爱情的激励下，他创作了著名的《天鹅湖》。36岁的时候,为了治愈他的同性恋，他很冲动地与一名女子结了婚。这次婚姻被证明是一次很不明智的选择。婚后他非常痛苦并尝试过自杀--这真是一个哀婉动人的故事:他在涅瓦河畔伸长脖子，任凭刺骨的寒风吹透整个身心，以便让自己感染成肺炎。在美国，梅尔维尔是在与霍桑的热恋中完成《莫比·迪克》的主要篇章的，那时霍桑已经因为在《红字》里猛烈攻击对性的伪善态度而名声鹊起。王尔德是大众心目中永久的青春偶像，他虽然和普通人一样结婚生子，但他最成功的剧本如《认真的重要》是在一段荒淫无度的同性恋实验中完成的。【那时，人们用“earnest(认真的)作为同性恋的替代词使用，正像今天人们用“快活男子”(gay)作为同性恋者的同义词使用一样。王尔德写道:“这罪恶是如此的美丽动人，正如那绝代佳人，只有非富即贵的人才能获得这份特别的待遇。这是个撩拨人心的诱惑，除了向它屈服之外，我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摆脱它。”由于犯了鸡奸罪，他在监狱里接受了长达两年的强迫劳役，还被他同性情人的父亲昆士伯里的马奎斯以诽谤罪起诉。正是他的情人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在这首诗歌里写了这样一行:“我是你的所爱，只是对怎样称呼这种爱我难以开口。”马奎斯的拳击规则至今还令人记忆犹新，他曾经起诉过王尔德犯有鸡奸罪。

英国作家毛姆口齿有些结巴，但他在写作方面却是个行家里手。当谈到他的同性恋经历时他写道:“我反复说服自己，我四分之三正常，只有四分之一不正常。事实上,恰恰相反。”E.M.福斯特写作《印度之行》时,抽屉里已经有了一本名字叫做《莫里斯》的小说,这显然是一本同性恋小说,在他死后才得以出版。作者在小说里写道:“我想与一名出身下层社会、身体强壮的男子相爱，也愿意被他所爱,甚至甘愿受到他的伤害。”艾弗·诺维洛最受欢迎的音乐喜剧《偶然一梦》是在伍斯库拉监狱里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写成的。很少有人知道,他之所以被监禁,是因为他“侵犯”了别的男子。艾伦·图灵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数学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盟军的贡献可能超过任何一个人，正是他破译了纳粹输送情报的密码。他的工作不仅没有得到承认，1952年他更被以同性恋的罪名逮捕。为了抑制他的性冲动，人们给他服用了雌素酮两年以后，这种治疗导致了身体肥胖，乳房发达，于是他自杀身亡金·菲尔比和安东尼·布拉特曾在1950年代把原子能方面的秘密资料从英国盗窃出来卖给俄国，这两个间谍也是同性恋者。

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给现代经济学理论带来一场革命。他42岁结婚,但却更多地从与剑桥大学的追随者的交往中得到快乐，在他的私人日记里，就曾经有过征服小男孩和街头男妓的记录。T.E.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有一次在谈到自己指挥战的近东战役时说:“我特别喜欢一个阿拉伯人，我觉得阿拉伯人享有的自由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礼物。”

艾滋病扼杀了戏剧、文学和艺术界许许多多广受欢迎的天才人物，同时也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受害者的性行为上面。这些人物中有:演员哈得孙,他临死之前还在密室里与同伴厮混;律师罗伊·库恩,他与参议员麦卡锡·利伯雷斯沆瀣一气，对共产主义分子横加政治迫害;钢琴演奏家和娱乐大师利伯雷;戏剧舞蹈指挥家迈克·班尼特。尽管生命的旅途上充满了艰辛,他们都学会了勇敢地面对死亡。

不能繁殖就意味着生命线要在这里中断,意味着走向死亡;因而,如果同性恋行为已经编入了我们的基因编码,那么这种性行为特征早就灭绝了。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个体必须通过某种过程不断地从父母那里重新获得正常的异性恋倾向。尽管已经做过许多研究，但迄今还没有发现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的性荷尔蒙水平存在着固定不变的差异。同性恋男子脑垂体腺对雌性激素注射液的反应似乎介于异性恋男子与异性恋女子之间;但这究竟是造成同性恋行为的原因还是同性恋行为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近年来,研究同性恋现象的科学家发表论著认为,透过显微镜可以观察到男性同性恋者大脑结构与正常人有些微差异,这些差异有可能说明同性恋行为有着基因和荷尔蒙方面的原因。有些论文甚至证明,同性恋者的X染色体上有“同性恋基因”。有人觉得,如果同性恋现象由某种先天因素造成是不可规避的生物性结果,那么同性恋行为就更容易为人理解和接受了。不过,这些学者宣称的可以解释同性恋行为的脑神经差异,甚至比男女之间的脑神经差异还要小。他们观点的科学性和统计数据的准确性都受到了攻击。即便我们接受同性恋大脑结构差异说，仍然存在值得争议的地方,因为这种微小的差异也可能是同性恋行为造成的后果,而不是引发同性恋行为的起因。

鸡 奸

19世纪以前,维多利亚湖西岸的布干达王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国家，它的国王是卡布卡。就像古代埃及的法老或古巴比伦的国王一样，卡布卡的话就是这个国家的律法。1884年18岁的姆旺噶被任命为卡布卡。他统治着由数千人组成的官延其中包括他的幕僚、妻子、嫔妃、情妇、武士、奴隶和大约500名男童。这些男童都是贵族们的后代，他们是卡布卡的保镖。这个国家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卡布卡可以和男童肛交，而姆旺本人尤其嗜好此道，他觉得这远比跟妻子和嫔妃在一起玩还要有趣得多后来，这个国家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乌干达，新教和天主教的牧师开始进入这个国家传教。姆旺噶开始对新宗教产生了兴趣，并开始聆听洗礼之前的教诲。当传教士告诉他《圣经》谴责肛交行为后，他大为光火。他非常仔细地查看了这些教义的来源，认为这种宗教简直是一种疯狂的不切实际的说教，于是他背离了这种宗教依然我行我素。然而，他的一些男童却皈依了基督教，并拒绝满足他的性要求。1885年1月，姆旺将三名皈依新教并拒绝让他肛交的男童斩首。一年之后，31名13到18岁的男童因为皈依了天主教而被活活烧死。这些孩子们本来可以答应肛交以换取活命。奇怪的是，这些孩子的父亲对执行这样的刑罚不仅毫无异议，还答应给国王找些更听话的男童来。

1964年，有22名皈依天主教的男童被追认为圣徒。

在90年代早期,美国和英国就开始运用随机抽样方法对人类的性行为进行调查研究,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调查活动,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中断。正如金赛在美国所做的著名研究一样，英国的调查问卷也做出了这样的假设:人类的性行为是一个连续统,有些人只喜欢跟异性做爱,有些人则只喜欢跟同性发生性关系,其他一些人则居于两者之间,所有的情况都分等级、呈序列地排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在英国的研究结果表明,93%的男子和95%的女子只对异性感兴趣。处于极端的情况是,只有0.5%的男子和0.3%的女子只对同性感兴趣。英国同性恋的比率虽然比金赛在美国的研究发现低,但与最近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得到的研究发现一致。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美国有7.1%的男子承认他们自青春期以来曾与同性发生过性关系,2.7%的男性表示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就有过同性恋行76为。只有1.2%的女子说她们在过去的一年里曾经有过同性恋行为。英国男子最初的同性恋经历更有可能发生在青春期,女子的同性恋行为则发生在青春期之后。这次调查确证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不存在“典型的”同性恋模式,对很多人来说,同性恋经历是短暂的,这种经历不可能导致永久性同性恋行为。

在千差万别的文化背景下,都存在着同性恋现象,而那些异性恋的旁观者们对同性恋的反应也莫衷一是,有的鼓掌欢呼,有的诅咒它死亡。古希腊人认为,男子可以有同性恋行为,但只允许对那些“嘴上没毛”的青年男子感兴趣。与现代社会不同的是,传统社会中的同性恋行为是在性角色规范严格的背景下存在的。尽管单个男子可能有能力治理一个城市,或修造一座庙宇,但他们可能在与女人交往这个问题上感到困惑甚至害怕。神话中的美狄亚半是恶魔,半是女人，传说它在大锅炉中调制出了人，因而知道一些男人永远不可能知道的东西。然而,同样是女神虚构出来的人物,希腊神话中的安提戈涅却非常纯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落和北非的西瓦人那里，青年男子之间的肛交几乎是平常的事,尽管他们后来似乎都跟女子结婚了。东非的兰戈人不仅允许同性恋者穿着打扮与女人相像，与恋人结为夫妻,而且同性恋者甚至还伪装出有例假的样子。在阿曼,有一种所谓的“第三性别”:扎尼思人基本上是男性同性恋者卖淫者,他们奇装异服,从生理上是男儿身,却像家庭女佣人一样干所有的家务活。与此相反,近东有些贝都因人至今仍然把鸡奸看成是万恶之首。世界上许多非常出名的军人,包括亚历山大大帝、英王查理一世和阿拉伯的劳伦斯,很可能也是同性恋者或者是双性恋者。在前苏联,如果一个男子与另一个男子发生了性关系,就会被判处长达五年的刑罚。据说,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到90年代中期,国防部曾经把八万到十万有同性恋行为的男女士兵开除。“警察缉捕队”侦探在同性恋酒吧寻觅那些与同性恋有染的男女士兵，当发现了女同性恋者后,就威胁她们说,如果不供出同性恋伙伴的名字,就会剥夺她对孩子的监护权。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克林顿总统对同性恋“不过问”的政策颁布之后。比较而言,在日本、法国和南非则宽松得多,那里同性恋行为本身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过错,并不足以把同性恋的士兵从队伍中开除出去。

印度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为那些同性恋者、阴阳人、异性装扮癖乃至一些男性阉割者划定了特殊阶层称谓的国家,这个阶层就是希德贾拉”(hidjra)。他们几个人结成一个小群体，到全国各地的村落周游,为那些生日庆典、婚礼表演娱乐节目,或为葬礼演出,挣些小费。后来,有些人也给客人提供性服务。艾滋病出现之后,这样的性交活动就会对身体健康十分危险。希德贾拉的处境是悲惨的，他们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地位比种姓之外的贱民阶层“不可接触者”还要低。因而,他们也就没有渠道获得所冒风险的信息,他们不知道如何保护自身不受性传染病尤其是艾滋病的传染。有些希德贾拉是自己把自己阉割的,有些则是由同伴做的阉割手术。如果他们在演出后得到的礼物不多,他们将受到惩罚,最严厉的惩罚是扒光裙子把他们残缺不全的外生殖器暴露出来。希德贾拉也在不断地接纳新的成员,因为当地流行这样一种社会风俗,即任何一个出生后看起来外生殖器不正常的孩子都被送给希德贾拉，他们就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每年,全印度的数千名希德贾拉都要聚集在一起,庆祝他们一年一度的节日。这一天,他们都把自己当作罗摩①的新娘。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种姓制社会，如此盛大的聚会往往提供了一个教育和交流的机会，有助于这些苦难贫困的人们从绝望的深渊中觉醒并改变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