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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国家像日本那样，有如此服务周到的娟妓组织。如果有人赞成种族隔离制度(我个人不赞成)，日本是一个绝佳的榜样。古老的吉原妓院非常著名，我去那里看了3次，还在土肥和石川教授的陪同下参观过一次妓女医院。我还参观了东京的第二个现代红灯区，就像其他城市--尤其是横滨、神户、大阪和长崎的同类地区一样，其面积有好几个街区大。

在横滨曾出现了一个罕有的戏剧性场面。通过土肥的联系，我已经被“宣布”和“介绍”到这里了，而对此我毫不知情。所以在火车站和即将进入红灯区的时候，我看到前来接待的是一个让我无法理解的代表团，吃惊不小。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过来，那些头戴高顶礼帽、手戴白手套、身穿黑礼服的人，是这个城市及其卫生机构，尤其是妓院老板联合会的代表，他们前来迎接我，并且差不多把我当做他们这个行业的国际专家来奉承。和那些穿着漂亮的迷人姑娘在一起，让人感到特别愉快，然而她们却那么可怜，她们是妓院老板们送到宾馆来供我和我的同伴(德国医生格劳尔特和年轻的石川)享用的。

在日本是否存在买卖妇女的现象?很多人会以为两个国家之间几乎不会有这种现象，但是在这个国家内部却非常普遍，父母会把自己半成年的女儿以几百日元的价格卖给妓院。要不是再三得到确证，我根本无法相信这样的事情。尽管他们轻描淡写地把这种行为称为“出租”，却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为了一笔或多或少的钱财，他们把自己的女儿推进了混乱的性关系中。

城市的卫生机构为防止性病制定了明确的保护法律。尽管妓女们试图以此安慰自己的良心，然而事实上其父母的所作所为仍然将她们置于严重疾病的危险境地之中。渴望喝上一杯的酒鬼父亲把女儿带进城里，交给人贩子，后者在给自己留出可观的赚头后，会给这个父亲一点儿钱，而这些钱在他还没到家的时候就变成米酒灌进了喉咙。这样的事情极为 常见。

然后，女孩就有责任挣钱把自己被出卖的身体赎回来。每次性交易之后，妓院老板会把她赚的钱分一点点给她。除非碰到一个人愿意从妓院里把她赎出来，否则她通常需要好几年才能凑够赎身的钱。

这是每一个日本妓女的梦想，因为她们对自己辛辛苦苦的工作并没有兴趣，只是把这当做女儿的义务--她们无法也不指望逃脱的义务。她们自己和父母都丝毫不以出卖肉体为耻，尤其是在妓院待几年后，她们结婚的机会并没有减少。有些男人愿意娶做过妓女的人做老婆，因为希望她们拥有娴熟的性爱知识和技巧，而且有些姑娘在支付赎金外还积攒了一小笔嫁资。

许多日本人--例如土肥教授，还有我的其他大多数知识分子朋友-清楚地意识到，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渴望跻身于现代文明社会之列的国家来说，卖淫和买卖妇女是非常可耻的行为，他们希望尽快看到消除这样的事情。

但是迄今为止，所有为了改革而做的努力都在资本主义利益面前被挫败，因为这种利益已经和现今的社会体系共存了几个世纪。拥有整个“欢乐区”房产的地主极力反对，因为不愿失去昂贵的房租，并为阻挠彻底的改革无所不为。

小改革倒是不少。女孩们不用再像早期吉原鲜亮的图画中那样，在木栏后展示她们俗艳的装束、满脸的脂粉和假发髻，而只是通过照片为自己做广告，放大的照片镶在玻璃镜框里，照片上签着颇具诗意的假名。妓院的门廊便用这个做装饰，嫖客们在这里挑选最称心的惠子、真子或者麻理 子。

他们开玩笑说，摄影师和妓院老板不断地遭到嫖客起诉，理由是他们欺骗顾客。

我在穴守的妓院中有一次难忘的经历。穴守离横滨不远，那里有一座古老的稻荷神社，朝圣者以狐狸为圣物。圣地周围常见寻欢作乐之地，朝圣者献祭和祈祷之后，便会迫不及待地到这种地方去。

在一所妓院里，我那个能讲一口流利日语的同伴介绍说我是从德国到日本来的学者。那些姑娘在大战期间对德国一词已是耳熟能详，其中一个妓女和我们一起围坐在尘不染的火盆旁，她让我的同伴问我是否会看手相。我回答说:“我不看手相，只看面相。”

她们立刻连珠炮似地向我提起问来:她们会在妓院里待多久?她们是否会结婚?什么时候结婚?她们会有孩子吗?有几个?她们生病的妈妈会康复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观察她们的面部表情，尤其是嘴附近的表情，然后告诉她们一些事情，对她们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姑娘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来，还有一些是附近妓院的，仆人来了，老鸨也来了，总而言之，我是很难脱身了。我尤其记得小高村羞涩、忧伤的脸庞，她昨天被妈妈带到这里来，几个小时之前才梳妆。当我告诉她，几年后她会成为一位幸福的母亲时，她苍白的小脸像圣母玛丽亚一样放出了光彩 。

艺妓提出的问题和妓女的截然不同。我的日本朋友让我单独会见了许多艺妓。我拜访了小小的茶艺馆，在那里可以召艺妓来娱乐，欣赏她们迷人的丝绸和服和宽腰带，以及优雅绝顶的动作和细腻的舞姿。她们的动作中既无哀惋之情，也没有戏剧性，真是不可思议。通过朋友的口译，我和她们展开了长时间的交流

她们极力强调艺妓决不等同于妓女。艺妓认为自己是舞蹈、歌唱和演奏琵琶的艺术家，并且希望别人这么对待她们。她们大多数都演奏古老的民族弦乐器--日本三弦。

艺妓具有1000多年的历史，舞女对日本民众和国家都有影响，她们通常只有一个自己选择的挚友。我的一位欧洲朋友告诉我，当他对一个艺妓表示希望和她睡觉时，她迈着轻快优雅的步子离开房间，然后手里牵着一个姑娘回来，那是一个妓女。那位艺妓以日本人式的含蓄对他说，这个姑娘将“为他准备寝具”。

艺妓有一个类似于行会的组织。几年前，一些牧师给华盛顿打电报，要求收回让日本艺妓参加一个国际舞蹈大会的邀请，因为她们是妓女。这一行为遭到艺妓组织的强烈抗议。这些电报其实弄错了，艺妓的道德水准并不比我们以前的芭蕾舞女或现代欧美低下的舞蹈团。

无论如何，自从最近出现了一种新的女性职业--从业人数达数千的酒吧和咖啡厅女郎，艺妓和妓女的地位和陪客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长长的银座是东京的百老汇，其附近地区有一连串的咖啡厅和酒吧，还有许多现代舞厅。那里的舞女几乎无一例外地迎合了无数“西方化”日本客人的口味，她们可以从舞伴塞到她们手里的舞票款中提 成。

一位某大使馆的绅士告诉我，仅仅在过去的两年中，东京就出现了几千处这样的地方。他向一位日本权贵问道:“这种现象什么时候结束?”那人回答说:“永远不会--我们希望如此!”这位绅士还对我说，东京警察局长曾专程去上海做官方考察，研究那里的夜生活，目的是向日本引进些新鲜玩艺来促进旅游业

酒吧的招牌花样百出，让人感觉莫名其妙。我收集了几十个怪异的名字，其中有些是德语名，而且不局限于德国企业常用的名称或者常见的德国雇员名字，如“Fledermaus”(蝙蝠)或者“Rheingold'金色莱茵河，其老板和一个日本女子幸福地结合，生下了几个漂亮的混血儿，长着金黄色的头发和蒙古人样的小眼睛)。”(某物)，另一家叫有一家酒吧叫“Et-was“Seitensprung”(伙伴);还有一家叫“Jungfrau(处女)，那里的经营者和酒吧女郎会不厌其烦地解释说“Jungfrau”并不是指她们自己，而是指瑞士的一座山峰，据说比“最美丽的圣山富士山”更高、更美。有一次，我和土肥教授去一家名叫“佛罗里达”的舞厅，我半年前离开布莱梅时曾在“哥伦布号”上演奏的乐团刚刚开始演出。教授看着一对对跳狐步舞的人说:“我不知道我们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教授出身于传统的资产阶级家庭，尽管没有什么成见，但这毕竟是他第一次进舞厅。

就像在公共场合接吻一样，双人舞在亚洲一直被视为淫秽之举，直到最近才逐渐被有教养的家庭和社会圈子所接受。在京都漂亮的宾馆，我看见一个日本探戈俱乐部为一家阿根廷旅游公司(我在日光就遇见过他们)举办了一场非常典雅的舞会。舞会上，体面的日本妇女穿着华丽的和服，系着宽腰带，非常柔顺地和她们的阿根廷舞伴跳舞，而日本男子也和目光灼人的阿根廷女郎翩翩起舞。